现在的东部形势经过短短几个月，朱高煦已经丢失了淮安、扬州、庐州三府，大江（长江）北岸地区尽数被朝廷收回，朱高煦已彻底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他唯一的方法只有试图凭借大江天险阻挡京营的进攻脚步。但在这场淘汰赛中，正如张宁的法、只是防守是没有希望获胜的。

宣德朱瞻基已经把“行在”六部机构及行辕搬到了扬州，积极准备渡江作战。

但主战场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湖广的奏章和几份密奏给朱瞻基的心头蒙上了一丝阴影。他以为朱勇会比一般的武将强，况且是个有身份的勋贵，让朱勇去平叛是十分得起张宁了；如今来，也不知是仍然轻视了张宁，还是高了朱勇。朱瞻基刚登基一年多，对朱勇等元老的印象确实只存在于纸面资料和他人之口，没有多少机会亲自甄别。

对于朱勇的处置，朱瞻基心下认为不宜太重，以敲打为主。除了他是功臣勋贵之外，在战后的奏章上也让朱瞻基很满意，虽然失败了，但是说辞并没有多少故意欺瞒新君的内容。根据宦官和锦衣卫两方面的密奏，和朱勇的正式奏章基本吻合，只是措辞不同而已。

朱瞻基汇总手上的奏疏信息，认为朱勇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不会用人，自身的失误是主要的；另外是轻敌，不了解对手。朱瞻基自己也没料到一个罪官跑掉后拉拢的一帮余孽战斗力会那么强。

这几天有御史开始弹劾朱勇，说辞并非他战败之实，反而是未经司法部门定案就迫害石门知县家眷的事。朱瞻基相信那些御史根本和石门知县素不相识，但还是有不少人站出来对抗功臣勋贵了。这些人表面上捞足了气节和公道的名声，但在朱瞻基来主要的原因是同属科举文人一系。文官已经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潜力，他们在一种无形的东西下会拧成一股绳。朱瞻基无法，只说没有真凭实据证明朱勇迫害石门知县家眷，然后随便派了个人去调查，但他并不想遂了那些御史落井下石的心意。

皇帝思路清晰地三下五去二就处理了似复杂的内部纷争，现在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对付新的重要反叛者张宁。

张宁的威胁没有汉王朱高煦大，起兵的底子更相差十万八千里。可是朱瞻基现在不能不重视，他也不会等到平定了汉王再全力对付张宁，现在就必须打击。目前的张宁，和几个月前的处境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以前他只算个流寇，而现在他拥有了一府加几个县的地盘，便有了根基。

作为皇帝，一般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用对人。朱瞻基认为比如朱勇等武将来负责一方大事有很大的局限，为了防止军阀形成，武将不能有太重的军政权；主持大局的人最好是文官。朱瞻基虽然对文官权力扩张有所警觉，所以在延续永乐时期开始重用宦官制衡的策略，但文官照样在帝国事务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必须要重用，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宣德手下有很多文官大臣都不错，但他目标敏锐地发现了一个人才：于谦。于谦目前是南直隶巡按御史，品级虽然低，但提拔巡按御史是很符合官场规矩的。朱瞻基不仅认为于谦有能力办好事，同时也是给他一个历练和资历的机会，为将来朝廷顶梁柱培养一批人才储备，也不至于太过依靠树大根深的元老。

于谦，永乐十九年进士，杨士奇一系。永乐末期就进入了朱瞻基的视线，及至淮安之战时，他前往敌军营中劝降，其胆略和气势让朱瞻基十分欣赏；后任南直隶巡按御史，按察三府，大胆上书了十条很有实则内容的奏疏，在朱瞻基来对恢复大江北岸统治的政策非常有用。

一个人的能力真不是资历可以代替的，有的人就算三朝元老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照样资质平平。宣德帝觉得自己的用人心思并没有错。当然偶然间考虑过于谦和张宁好像有点交情，连杨士奇和张宁也有过不寻常的结交；不过朱瞻基很快就释然了，杨士奇于谦这些人不可能再和张宁有什么勾通，堂堂朝廷大臣不做，他们有什么理由和一个已经反叛了的人勾结？

宣德帝在扬州北城河（后来的瘦西湖）畔召见了于谦。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于谦刚刚走到水榭外面，就听到了皇帝吟咏前人的诗句。当皇帝在甄别于谦这个人才的时候，于谦也在内心里审视君父。这个皇帝绝不简单，他饱读诗书，有大儒教导成人，却有自己的思想，并不拘泥于文人的思想。

于谦在五步一哨大汉将军林立的亭子外面就伏跪于地，朗声道：“微臣，南直隶巡按御史于谦叩见皇上万岁。”

“于御史上前来说话。”朱瞻基坐在一把椅子上悠然说道。石桌上摆着茶和精致的点心，周围鸟语花香，山水优美。无论如何也不出这里是几十万大军的行辕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