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逸人传》里记载了一个人，名叫周党，此人曾受乡佐侮辱，后去京师求学，读《春秋》，读到齐襄公九世不忘复仇，知道了复仇之义，“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回乡去找那个乡佐，约期决斗。兵刃相交，他却打不过对方，反又被打伤。这个乡佐被他的“义”感动，“服其义”，就用车拉着他，拉到自己家里给他养伤。周党伤好后，“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这就是“九世复仇，《春秋》之义”。

书中许仲见仇家有病而不杀之，也是化自汉书记载的一个故事：“赵憙字伯阳，南阳宛人也。少有节操。从兄为人所杀，无子，憙年十五，常思报之。乃挟兵结客，后遂往复仇。而仇家皆疾病，无相拒者。憙以因疾报杀，非仁者心，且释之而去。顾谓仇曰：‘尔曹若健，远相避也。’”他的仇人们后来病愈，“悉自缚诣憙，憙不与相见，后竟杀之。”赵憙是东汉名臣，后来当过平原太守，当过太尉，被封节乡侯，章帝的时候又当过太傅，“建初五年，憙疾病，帝亲幸视。及薨，车驾往临吊。时年八十四。谥曰正侯”。

再说一下两汉时复仇风气最烈的地方：

西汉时是一在关中，二在颍川、南阳、河内、洛阳，三在太原、上党等地。

颍川等地在先秦时是韩、魏故地，战国时这里的复仇风习就十分盛行，孟子还专门讲过。西汉时不少为人复仇的侠者都是这里的人，如郭解、韩孺、剧孟、薛况。时人对这个地区重於报仇的民风是感受一致的，西汉中期的邹阳说：“韩魏时奇节”，奇节就是指为人报仇之风。两汉之际，寇恂也对刘秀说：“颍川剽轻”，复仇风盛，建议以精兵驻守。

东汉时，复仇风气的地域有所变化，太原、上党地区的复仇风习有所减弱，关中依旧保留了浓郁的复仇习俗，不过从文献来看，是时内地复仇最烈的是颍川、南阳及邻近一带，见之於史的东汉复仇事例大都发生在这里。

越是战乱，复仇越烈。曹植《精徵篇》：“壮年报父仇，身末垂功名”，《结客篇》：“结客少年扬，抱怨洛北芒”。结客，就是结交宾客。

最后说一下两汉法律对复仇的定义和惩罚。

秦汉之际，复仇是被视为正义的。

西汉建立后，复仇是非法的。

新莽末至东汉建立，复仇是失控的。

光武帝到和帝九年，大约七十年间，对复仇的控制是松弛的。桓谭曾上书朝廷，力主严惩复仇者，但受到了光武帝的冷落，可能是光武帝受公羊学所倡导的复仇思想之影响。章帝建初五年制订了《轻侮法》，明确规定从宽处置为父母报仇之人。这条法律一直延续了十七年，到永元九年。

和帝永元九年到东汉末，处於对复仇的严格控制期，废除了《轻侮法》，为父母报仇也要受到严惩了。放走复仇之人的官吏也要受到惩罚，如前边提到的张歆就弃官亡命了。在这个时期，虽对复仇的行为严格控制，但权势之家在杀人后却可避免法律的制裁，如夏侯惇、如阳球。

对两汉的复仇之风，荀悦曾经做过一番论述：“或问复仇古义也。曰：‘仇，复仇可乎’？曰：‘不可’。曰：‘然则如之何’？曰：‘有纵有禁，有生有杀，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荀悦认为既要靠法律来约束，也要通过避仇来防止复仇行为的滋长。

汉以后，有关复仇的法与伦理的关系仍有学者如韩愈进行探讨，但他们都受到荀悦的启发。

以上内容多引自《汉代社会风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