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良弼以及朱尔典的专列是在信阳听到武昌生变的消息的。宛如一桶凉水迎头浇下来，将良弼心头最后一点火苗浇灭了。

原来觉得英国人坚定地站在朝廷一方，自然会给龙谦带来压力。只要双方开启和谈，赢得朝廷整军经武的时间，局势并非一点希望没有。但武昌继长沙之后再次起义，第九镇继第八镇之后再次叛变，湖北军政高官生死未卜，一下子断绝了与龙谦直接对话的机会。绕道广州吗？时间哪里还来得及！

芦汉铁路沿途大站均有电报房，消息还是传递的很快的。现在自然是不能去武昌了，就在信阳车站，徐世昌给京师发去了电报，请示行止。

中枢没有回电。徐世昌等人只好在信阳等着，一向温文有礼的朱尔典也不耐烦起来，不断用英语抱怨着什么。

次日，也就是9月3日，徐世昌在信阳再次收到坏消息，蒙山军占领山海关的部队不顾日本人的拦阻，强行东进，日本兵不敢开枪，眼巴巴地看着蒙山军北方军的浩荡铁流冲入关内，向昌黎、滦州而去。不用问，这路击败段芝泉的大军是奔京师而去的！

京师危殆！计算兵力，京师成建制的部队只有一协另一标，军心浮动是肯定的了，不乱就不错了，哪里还能打仗？

“日本人真是熊包！怎么能放鲁山入关呢？”良弼气急败坏，“他们只要敢开枪，鲁山部就得乖乖地退出山海关！难道他们不怕日军的干涉吗？龙谦有多大本事敢和日本人开战？连老毛子都被日本打败了！公使先生，您是不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给日本去封电报？他们在天津有驻军，决不能让叛匪进入直隶！”

徐世昌因为从心底叛离了清廷，所以听到北方的噩耗不像良弼失态，心说，鲁山又不是没跟日本人见过仗，他会怕日本人？但嘴上却不能这样说。“这个，不能寄希望于日本，还是赶紧提醒朝廷想个对策吧。我看我们耗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咱们返京吧。”

朱尔典立表同意。不去理会良弼，一叠声叫嚷着要立即返回京师。武昌起义的消息让朱尔典彻底明白，大清帝国就像西坠的夕阳，任何的力量都挽救不了灭亡的趋势了。他必须回到自己的岗位，必须对中国的巨变做出冷静的评估，以作为帝国内阁制定远东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基础。

“徐先生，立即下令火车往回开吧。我必须尽快回到我的岗位，我必须与其他国家的公使们做充分的磋商。武昌事变是一个坏消息，山海关更是一个坏的不能再坏的消息！坦率地讲，我不认为贵国政府有扭转局势的希望了。”

似乎是证明这位外交家的预言。就在徐世昌与良弼将要退回京师的时刻，电报房再次收到噩耗，这次是沪浙举事宣布独立的通电。这下子又给本来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一次重大打击。朱尔典这次不做声了，他很清楚，这不过是开始而已。满清统治的崩陷就在眼前。

沪浙独立其实很顺利，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顺利。

沪浙是光复会的大本营，也是同盟会的重要活动基地。策动沪浙举事的主要人物是陈其美。

作为坚定追随孙文的同盟会骨干，陈其美并没有参加导致同盟会分裂的8月10日的东京会议。当时他仍在上海主办《民生报》，加紧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东京会议的消息传至陈其美耳中，陈其美深恨陶成章、宋教仁等人的分裂行为（这帮人自日本回国路过上海也未联系他）。本来他准备亲赴日本拜谒孙文，给注定心灰意冷的孙文打气鼓劲。但尚未成行。便听到了武昌举事及鲁山大军入关的消息。陈其美当即找到李烈钧，决定不再迟疑，立即行动。

陈其美说，“第九镇举事，武昌已在起义军控制之下，这是一个太好的消息了。必将再次震动满清朝廷，加上蒙山军鲁山部入关，其目标无疑是京师。鞑子朝廷的注意力全部被蒙山军及武昌吸引了，哪里还能顾得上上海？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马上行动。”

李烈钧表示同意。

行动的力量是有的，那就是上海商团。这个成立于1907年的组织一直鼓噪立宪，因为其成员都为江浙名流，如黄炎培、雷奋、史量才、张謇等，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力量。商团以保护企业工厂库房为名购置武器，训练兵卒，实际上已经有了军队的雏形。其时，商团会长为李平书，副会长为沈缦云、叶惠钧。其中沈缦云为信诚银行经理，在于右任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是坚定的反清人士。而李平书虽不是同盟会成员，但对满清也失去了信心，不难拉至同盟会一边。

李烈钧是知兵的，他对急不可耐的陈其美说，“上海弹丸之地，若要起义成功，必得江苏、浙江响应方可，不然难以成事。”

陈其美赞成联系浙江、江苏一同行动。但坚持必须立即动起来，以上海的起义促使浙江及江苏生变。陈其美对李烈钧说，“再等下去江山都要姓龙了，哪里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这样，你负责联系江浙两省，我来组织上海的举事。”

书友们一定估计到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很顺利。沈缦云说服了李平书，以商团为主力，9月3日凌晨“仓促”举事，一举占领南门外高昌庙江南制造局，沪宁车站等要地，抵抗轻微，上海官员纷纷逃避。当日傍晚，陈其美在张园集会，宣布上海光复。

次日，杭州起义，浙江宣布独立。

浙江本是革命党重点活动的区域，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均以光复会或同盟会会员身份在浙江开展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为起义奠定了基础。徐锡麟、秋瑾的英勇就义（浙江革命党一直认为秋瑾已牺牲）更激励了浙江反清势力的决心。他们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从而将工作重心转入了军队。至1909年，浙江新军已编了一个混成协。其中管带（营长）蒋尊簋、朱瑞，队官顾乃斌，教官冯炽中，督练公所黄元秀等均为革命党。陶成章自日本秘密回浙。见杭州已是风声鹤唳，立觉时机成熟，立即着手组织杭州起义。陶成章与陈其美不睦，自然与上海方面未曾联系，李烈钧尚未抵浙，陶成章便断然发动了杭州起义。

起义是在4日凌晨二时举行的，由被革命党所控制的新军部队充任主力，分别由笕桥、南星桥出发，内应打开了望江门和新城门，革命军顺利入城。黎明时分便打下了巡抚衙门、报国寺军械局等要害部门，除了千余旗营官兵抵抗外，无不望风披靡。旗营将军、协领等在劝说下投降，杭州光复。

那个时候的特点就是控制了省城，就等于控制了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