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顺河而下，洪波涌起，运河两岸层林遍染，一派可供人吟咏一番的秋风萧瑟之景。

舟中的几个人在下人的服侍下刚刚用过了晚饭，正围坐在几案前品茗谈天。他们三个人都称得上是理学大家，不过所学途径却殊无相侔。曾国藩是笃守程、朱，这一点和沈淮一样，而孙瑞珍的理学则是由陆象山而来的王阳明之学。朱、陆各成门户，有名的“鹅湖之会”，彼此辨疑质难，各不相下；这天在秋风飒飒的行舟中，三个人分作两派，意气激昂，各自当仁不让，亦算不输于前贤。

曾国藩所致力的朱子之学，重在格物致知，以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就是穷物之理，以至于极，来扩充此心的知识，到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就是所谓“穷理尽性”。

但陆象山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心即理”，是一非二，此即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如果说一个人定要读书才会有良知；那么尧舜并不曾读书，何以成为圣贤？

发展到明朝的王阳明，本来也是信服朱元晦的学说的，从格物去致知，所格之物是院子里的一丛竹子，为何竹有节？为何竹长青？竹如何生笋？何以笋可食面竹不可食？竹叶又为何与树叶不同？这样格来格去，格不出一个名堂；而焦劳苦思，到了第七天上竟恹恹成病，很悲伤地在想，没有这大力量去格物，圣贤是做不到的了

于是王阳明就想：圣人到了这步田地，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样想来想去想到半夜里，明月中天，寸心澄澈，忽然大悟，自己所做的事，就是圣人之道自己心里就有良知；良知可以自致。不必经由格物去求。这比陆象山的学说更进了一步，而与朱元晦的道理，相距也就更远了。

但是，曾国藩不喜欢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另有缘故。王阳明的“致良知”的由来，近乎佛家的“顿悟”；他的《传习录》中，有“所机锋”的禅味。而曾国藩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禅味；因为在儒家看，那是异端

“二公莫流于门户之见”看两个人的争论有流于意气的迹象，沈淮赶忙劝阻：“照我看，二公的异处甚微，同处极多：第一，言必信，行必敬，皆不愧为真儒；第二，一片民胞物与之心，但求有利于民，不计个人荣辱安危，皆不愧为醇儒；第三，著书立说，力倡正学，皆不愧为大儒。”

曾国藩和孙瑞珍同时拱手一笑：“不敢，不敢。东川兄过奖了。”

争论了一番，两个人都暂时失去了说话的兴趣，座舱中静悄悄的，只有河上刮过的风声呼呼过耳，偶然有波涛拍打着船身，有节奏的声响让人昏昏欲睡。

“涤生兄，东川兄，此次办差，非比寻常……，”孙瑞珍又挑起了话题：“……我大清小民于江宁换约之事始终耿耿于怀，未有片刻或忘，此次若是英夷于行礼一节始终不肯低头的话，民怨沸腾还是小事，伤了皇上识人之明，老夫就万死不能尝其辜了。”

“英公之言大是。”沈淮用力点点头，大声附和到：“若是英使终究不肯于皇上之前低头的话，即使皇上有意允准其进京，我等身为臣子的，也当犯言直谏，一力抗阻。”

“嗯，东川兄所言不愧为谋国之议。老夫当忝为骥尾，与东川兄联名上奏。”孙瑞珍捻着短髯一笑，眼神从沈淮脸上转到曾国藩：“涤生兄以为如何？”

对方问到自己，曾国藩不能不说话了，放下手中的茶杯，他想了一会儿，慢吞吞的开口说到：“英公与东川兄所言自然是我等身为臣子的本分。只是有一节，国藩心中狐疑，还请英公指教。”

“不敢，不敢当。”孙瑞珍赶忙摆摆手：“指教二字万万休提，只是涤生兄若是有疑问，不妨提出来，我等共商便是。”

曾国藩也不客气，径直问到：“英公，东川兄可知，皇上此次派我等赴江宁办差，本意为何？若是只为与夷人讲明道理，使其顿悟前执之不可行，张帆南返，只需一纸上谕，将此事交由两江总督陆大人和夷人晓谕明白，也就是了。何必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