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论上，好水川之战是败了，但败得壮烈！在当时，仁宗皇帝就只有抚恤追悼，绝对没有处罚。18日，任福、王珪、武英、赵律、桑怿等都被追赠。

识英雄重英雄的蒙古人在修宋史时这样评价“好水之败。诸将力战以死。噫！趋利以违节度，固失计矣。然秉义不屈，庶几烈士者哉”他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国尽忠。纵然打了败仗，可无损于烈士的英名！正如不能以胜败论英雄。

20日，宋仁宗3岁的次子赵昕去世。

好水川硝烟散尽，争论却未休。为什么会兵败？怎么会全军覆灭？这要有个说法。韩琦在第一时间上书朝廷。把败军之罪都揽在自己身上。

但夏竦派人去打扫战场，在任福的身上搜到了韩琦当初亲手写的军令。责任明确了，是任福违规。擅自行动，与韩琦无关。但他作为战区统帅，终究罪责难逃，4月3日，他被贬为秦州知州。

韩琦长叹一声，只好卸职去地方上任。但他不知道：前面有一幕让他终生难堪的场景在等着他，那比好水川兵败还要耻辱！

他快走到渭州时，突然几千名百姓涌了出来，他们披麻带孝，举着灵幡，抛洒纸钱，都是好水川阵亡的将士遗属。他们攀住韩琦马头痛哭，高喊他名字“韩相公，我儿随你出征，现在你回来了，我儿子在哪”

韩琦泪如雨下，再也说不出话来。难道真的错了吗？这一战到底该不该打？历代史书给出的答案都是韩琦自不量力、好大喜功，直到面临这时的惨状，才知懊悔。尤其每当写到这里，都不会忘了把范仲淹一句话调出来对应“此情此景，再难置胜负于度外”

多有先见之明！但事情要分开看，谁对谁错，本无法分辨。而从整个历史走向来看，这两人的做法截然不同，但又相辅相成。哪来的谁高谁低、谁对谁错？

这是后话，单就这时的拦路招魂事件来说，韩琦完全没被这样污辱的罪责！

而两天后4月5日，范仲淹被贬为耀州知州。事情从年初，李元昊诈降，范仲淹写了“称臣八条”的书信让韩周去见李元昊说起。

话说韩周一去一回，共用了40多天，在西夏被接待的最高规格，只是见到了西夏高官野利仁荣。李元昊呢？他正在好水川忙着养鸽子呢！

韩周回来，带了封超长的“国书”共26页之多。至于其内容，宋史没记载，只有4个字的形容词——“书辞益慢”比以前的谩书更难堪，战胜后的李元昊趾高气扬，根本就不当范仲淹是回事。

皮球被踢回了范仲淹手里，这成了个难题。26页的谩书，不管有多无礼，都是国家级文件，无论哪位臣子接到了，都必须上交中央。可这样的东西交上去，信不信皇帝、宰相们一个个排队拿斧子砍你？但还不得不交。于是范仲淹就做了些…小手脚。他把26页长信中最不堪入目的20页当着西夏使者的面都烧了，让那人滚回去告诉李元昊：宋朝的亲切是有底线的，热脸必须换来热的屁股！

西夏人走了后，范仲淹拿起笔来，想了又想，把剩下6页纸一一重写润色，以范公的文字功底，这封信立即旧貌换新颜，可以面对大宋天子了。这是不是犯罪了呢？是不是对皇帝不忠，犯了臣子的第一条大罪了呢？也是也不是。古往今来，没任何一位圣人是没妥协或作假的。尤其孔大圣人，快饿死时说的话，完全可以吃饱了就反悔！所以范仲淹此时行为也就好理解了。

但修饰版的谩书送上去后，效果仍过于麻辣。皇帝和大臣们都怒了，首先一条“人臣无外交”别说换回来的是谩书，就是降书顺表，范仲淹都犯了欺君之罪！宰相宋庠提议：把范仲淹砍头！但有人反对，参知政事杜衍强调：现在缺的是办事人，范仲淹一直在办，虽这次蠢了点…但换你，你不犯错？话一出口，群情激昂，谏官集团们终于找到了发力点，这些喜欢且擅长上纲上线的大学士大才子们马上就要互相大吐口水…

可被一个人扫了兴。当朝第一人大宰相吕夷简发话：都闭嘴，我支持范仲淹！这次他犯错了，降职处罚就可以了。其它的都谈不到！

于是这一年4月间，西北战场上宋朝两大主管高官：韩琦、范仲淹都被降一级，这就造成了一事实：主战的，打了败仗。主和的，被踢黑了脸。那这事得怎么办了呢？打还是和？这真的是个问题…

但又不是问题。宋朝方面根本就不必为此操心，李元昊都会给他们一一安排好。何时发动战争、在哪打，西夏方面说了算…

6日，陈执中全面接手西北军政大权，夏竦降职任永兴军。

5月17日，追封出生即夭折的长子，赐名赵昉。

因夏竦、陈执中两人不和，朝廷又和了一把稀泥，把陕西大权重新一分为二。夏竦在鄜州，陈执中在泾州。24日，又把范仲淹调回了庆州。

时间进入阴历的七月，西北边疆开始了盛夏天气，很闷，但让人放心。一般来说，寒带的游牧民族们这时会更闷更热，根本就没半点操刀子砍人的心。但高人、怪人，一般都是反向思维非常灵敏的特殊人类…(未完待续。。)</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