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房里的粮食是有限的,东征对粮食的需求是无限的,只要皇帝下令,库房里的粮食就必须运往战场,而连续两年的灾患又让大量田地颗粒无收,如此窘境,是济阴郡府不敢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的原因之一。

对济阴郡府来说,即便开仓放粮,但因为灾民太多,库房里的粮食远远不够,赈灾肯定要失败,灾民还是要大量死去,还是要痛恨官府,而官府因为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去赈灾了,结果既没有粮食上缴国库,也没有粮食供应远征战场,最终既得罪了皇帝和中央,又得罪了灾民,两头不讨好。两害相权取其轻,官府当然要以有限的粮食去讨好皇帝和中央,维护自身利益,至于平民百姓的利益,理所当然被牺牲了。

韦保峦弃城而逃,济阴郡府和官僚都逃了,把济阴城拱手相送,这看上去是义军联盟占了大便宜,但等到义军联盟进驻了济阴城,开始接管济阴郡的军政事务时,胜利的喜悦顿时不翼而飞,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根本就爬不出来的陷阱,他们必须面对本郡几十万还有正从大河一线蜂拥而来的上百万灾民,必须去赈灾,必须去救人,否则他们就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将为千夫所指,成为中土的众矢之的。

这场灾难的责任本该由东都和皇帝、地方官府和官僚去承担,这场连续两年的灾难也与正在进行的东征一起成为中土各大政治集团激烈博弈的工具,只是谁也没有预料到,一群叛乱者突然闯进了这个巨大的政治漩涡,虽然它的力量十分有限,并不能改变目下的中土政局,但它却成为东都政治博弈的第三个工具,而这第三个工具的横空出世,十分有利于东都权力顶层的统治者们掩饰自己以牺牲无辜生灵来博取政治利益的无耻行径。

各路豪帅对灾祸是本能的畏惧,对灾民虽然抱有同情心,但碍于自身能力有限亦无拯救之心,他们之所以停下西进中原的脚步,正是基于对当前恶劣局势的清醒认识,他们想乘火打劫捞一票就走,把粮食抢走,把灾民和灾难留给官府。

河南人也是基于这一悲观预测,竭力阻止鲁西南义军联盟挺进中原,本来官府就不想赈灾了,你们这么一杀,正中官府下怀,不但不用赈灾,连责任都给推卸掉了,而且还能借着戡乱剿贼之名大开杀戒,乘机摧毁河南地方势力,可谓一举多得啊。

萧逸的观点,占据了道义的高度,无可指责,但义军联盟实力太弱,没有能力去赈灾,更没有能力去拯救上百万灾民于水火,如果强行去做,便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自寻死路,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不做,在灾民的包围下,义军联盟无法在济、菏一线立足,唯有后撤,就此恶名昭彰,大失人心,不要说发展壮大了,连生存都异常艰难。

攻占了济阴,赢得了西征中原第一场大胜利的鲁西南义军联盟,接下来何去何从？

汗流浃背的豪帅们把目光都投向了高踞上座,至今尚一言不发的李风云。

李风云一袭单薄白袍,披散四垂的长发遮掩了他的面孔,让人很难看到他的眼睛,更无法从他的目光中揣测其心意。

李风云早有决断,他之所以在宁阳一战结束后,匆忙西进中原,名义上是发展壮大,实际上就是要救人。而要救人,首先就要攻城拔寨,就要抢掠粮食,就要控制大河和通济渠水道,为此他必须带领麾下将士一往无前。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决断,有这样的决心和信心,关键就在于他知道东征大战将以中土的惨败而结束。

当冬天来临之后,皇帝将带着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败,疲惫不堪地返回东都,但他不能接受失败,不能向政治对手妥协停止改革,为了逆转败局,他积极推动第二次东征,而这一决策,导致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关注和处置一群被政治集团拿来做博弈工具的叛贼。

然而,现在,皇帝、豪门世家、贵族官僚、造反的豪帅,揭竿而起的义军将士,乃至背朝黄土面朝天的黎民百姓,中土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坚信,东征必定胜利。正是基于这一对未来的乐观预测,东都和地方官府根本就没有把举旗造反的叛贼当作一回事,在卫府军强大的绝对实力面前,叛贼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所以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应对东征胜利结束后国内政局的剧烈变化上,而东都的保守派们为了抗衡挟东征大捷之威而归的改革派们的“攻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在政治上设置阻碍,于是举旗造反的叛贼就成了他们进行政治博弈的最好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必须足够锋利才能物尽其用,所以李风云坚信,他的西进策略能够成功,鲁西南义军联盟不但能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还能拯救上百万河南灾民于水火之中。

只是,这一预测缺乏足够的依据,说出来“惊世骇俗”,没人相信,而目前的形势对鲁西南义军联盟十分不利,却正好有利于李风云把各路豪帅拉上西进中原的战车,让他有机会继续创造奇迹。

李风云举起手,轻轻捋了一下白发,露出他那张威猛而刚毅面孔,一双充满了凛冽杀气的眼睛缓缓从众人脸上扫过,最后停在了孟海公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