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民部掌财物政令,太府掌仓储出纳。太府的出纳,必须根据民部下达的文书执行,而民部则凭太府寺的申报,审核其开支实数,以此来实现两者之间的制约和监督。但这样还不够,两者还有可能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所以律法又特别做出了防范措施,一是特派御史全程监督太府出纳,二是特派大臣直接行使太府出纳权,名义上是派出特使承担具体事物,实际上就是公开侵夺太府的本官之权。

现在韦津公开向元文都挑战,韦氏与元氏正面对垒,参加尚书都省决策国事的中枢大员们当然“兴奋不已”,有推波助澜的,有落井下石的,有冷眼旁观的,就是没有“劝架”的,结果很快拿出决策,依照律法,由御史台派出御史进行调查。

既然御史对太府库藏展开调查,那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会严重影响到戡乱大计,所以尚书都省马上又拿出了第二个决策,当前戡乱剿贼是头等大事,要特事特办,依照律法,特派大臣直接行使戡乱军资出纳权,并特派御史全程监督太府对戡乱军资的出纳。

元文都独木难支,“兵败如山倒”,虽然他德高望重,权势也大,但以韦氏为首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联手出击的威力太大了,再加上以礼部尚书杨玄感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从中推波助澜,以右候卫将军郑元寿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落井下石,而一部分持中立立场的政治势力又不敢轻易介入皇统之争,只是冷眼旁观,结果导致以元氏为首的关陇虏姓贵族集团在尚书都省的话语权大大削弱。

皇帝和中枢核心大臣去了远东战场,把国事决策权也带走了,尚书都省所拥有的决策权非常有限,这种情况下,各政治集团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当然寻求妥协,而元文都偏偏在戡乱这件事上被韦氏激怒,错误地选择了斗争,结果可想而知,一败涂地。

乘你病要你命。元氏节节败退,而韦氏则穷追猛打。第三个决策随之出台,尚书都省议定,由民部排名末位的副长官仓部侍郎杜行满,出任特派大臣,到太府行使戡乱军资出纳权。任命侍御史韦德裕为特派御史,全程监督戡乱军资的出纳。

仓部侍郎杜行满出自关中杜氏,而关中杜氏是关中第二大豪门,与关中韦氏利益一致,虽然两家在局部利益上有竞争,但在整体利益上绝对是生死相依、荣辱与共。

韦德裕出自关中韦氏。韦云起出京巡查通济渠期间,代理御史台事务的便是这位资历深厚的侍御史韦德裕。

韦氏摧枯拉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与戡乱剿贼有关的军、政、财大权完全控制。从齐王杨喃的立场来说,这是好事,权力大了才能为所欲为,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才能确保戡乱剿贼的胜利,才能从通济渠战场上杀出一条血路,但凡事有利便有弊,若齐王杨喃在大权在握的情况下,阴沟里翻船,那就彻底玩完,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

从东都诸多政治势力的立场来说,这同样是好事,齐王杨喃和韦氏以此来向他们妥协,在这段时间内,我只要戡乱的利益,其他利益统统放弃,这等于给了他们左右逢源的机会,将来不论东都的政治风向吹向哪一边,他们都能从中渔利。当然了,这是理想状态,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若想渔利就必须做出选择,而幸运的是,齐王杨喃给了他们充分观察和考虑的时间。

齐王杨喃出京了,两万大军日夜兼程赶赴通济渠战场。

同一时间,东都的奏章像雪片一般飞向辽东,飞行皇帝的行宫,给盛夏的远东战场送去了缕缕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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