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此时数万唐军援军已聚于绛州。

李神通，裴寂两人奉诏北来，二月间便已率一万余关西府兵进入了河东地界。

后又召集河东诸地人马，转运粮草军械，耗费时日颇多，等到三月间李破率军攻下介休，数万大军聚于绛州也迟迟未曾北上援介休。

没办法，各处抽调人马，征发劳役，都进行的非常不顺利。

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呢，河东至今也还有一些隋臣拒不降唐，有一些人就算改旗易帜，也只是虚应故事，其实并不打算为李唐出力。

怎么说呢，只能说是李渊在太原呆的时日还是太短了些，之后又急于南下攻打长安，在晋地留下了很多后患，换句话说，晋地虽是李渊起家的地方，可他在晋地的根基并不算那么稳固。

而且李渊也不是晋人，是地道的关西大阀阀主，关西才是他家的根基所在，晋地嘛，只能说是他家的别业。

所以在春天来临之际，抽调府兵已是很是不妥，再要征伐劳役，也让深受劳役之苦的晋地百姓，再次蠢蠢欲动了起来。

这是实际性的困难，结果就是各处匪患又多了起来，虽说还没有杀官开仓的事情，可只要战事进行下去，晋地再次纷乱起来，也是早晚之事。

再有就是李神通和裴寂来的太过仓促，聚拢兵员也确实需要一定的时日，而且整军之事也急不得。

接下来迟迟未曾动兵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两位统兵总管的策略问题了。

两人在接到李仲文的求援书信之后，立即召集心腹商议了一番。

得出的结论是，并代贼军多为骑卒，来去如风，若大军轻动，在行军途中极易为贼军所乘，当然，若能抢占雀鼠谷要害又当别论。

抢占雀鼠谷？晚了。

派出去了几拨斥候，只回来了三个，雀鼠谷已为贼军所据。

这下李神通和裴寂算是彻底安心了。

裴寂不用多说，这人不谙军事，能以晋州道行军副总管之职领兵，多数都是负气之举。

和谁赌气呢，自然是刘文静了。

刘文静的持才自傲那是出了名的，他对裴寂略无功勋，便能居于自己之上，早已不满多时。

所以李渊的这两位晋阳旧臣从进了长安就没消停过。

裴寂在李渊面前说刘文静桀骜不驯，与军中诸人皆是不合，即便是秦王，他也屡次出言顶撞，以此人领兵，日久恐生祸患。

刘文静就更直接了，无论是在李渊面前，还是在自家府邸当中，或是在军中，就从没说过裴寂的好话，见了裴寂，也总以裴副监的旧职称之，轻蔑之意溢于言表。

去年冬天回京，当着李渊的面就和裴寂大吵了起来。

说起来，刘文静很有晋末战乱以来臣下们的遗风，在争吵之中直接就跟李渊说，臣为王事奔走效力，战功无人可及，奈何居于裴玄真之下？至尊何其不公也……

这话说的，和当年大将军史万岁咆哮于金殿之上也差不多了。

他还不认为是自己失言，理直气壮的想让李渊罢免裴寂，然后再升自己的官儿。

后来人听了，也许会有所惊诧，可在这会儿，却是居功自傲之人最典型的发病症状。

就像隋文帝的近臣们，没少因为争功跟隋文帝杨坚拍桌子瞪眼，当面讨官儿的人也不要太多。

这无疑是一种比较粗野蛮横的风气，是胡风南渐的结果。

到了隋帝杨广的时候有所收敛，因为天下归一了嘛，当年的名臣大将也多已被文帝给收拾了。

到了李渊这里又复发了起来，因为战乱时节再次来临了。

李渊自然被气的不轻，可如今用人之际，却没有发作于刘文静，还宽勉有加，实际上却已将此事牢牢记在了心里。

裴寂倒不愧为文臣，当即就觉得刘文静的日子不多了。

可他回去之后还是辗转难眠，恼恨的不行，所谓出将入相，此言早已深入人心，而他裴寂已有宰相之实，却在领兵之事上屡屡遭人诟病，实在让人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结果也就清楚了，不久裴寂便上书李渊，请求领兵于军前。

作为朋友，李渊明白他的苦衷，也非常照顾他。

正好晋阳失陷，李渊便以李神通为将，裴寂副之，领兵北上晋地，目标自然是收复晋阳了。